马来西亚华人书法、篆刻: 南、北马书风的差异—

南、北马书风的差异——“南沈北孔”现象分析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uth Shen and North Kong’ calligraphy style in Peninsular Malaysia

陈玉佩

论文摘要

“南沈北孔”指的是南马马六甲的拿督沈慕羽，北马槟城的孔翔泰。孔祥泰作为马来西亚的先驱书法家，他对槟城的影响始于二战以后至七十年代，沈慕羽则在八十年代开始对马六甲产生影响。由于，两者的书法私淑不同，也就形成了各具面貌书法特征，同时影响当地人们的书法审美倾向和爱好。本文将通过对“南沈北孔”形成的原因，来探讨南、北马书风的差异的主要因素、影响和书法审美观。

关键词：书法书风南沈北孔差异

一、前言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艺术瑰宝，并集合了哲学的审美意识，诸如比例、尺度、韵律、节奏、方位、构成、简约等诸种东方审美学上的独特观念。它作为视觉艺术，与历代名画放在一起，一般的高下，一样的光辉。

马来西亚的书法发展，紧紧依存在华文教育的发展和南来的中国文人。由于书法是由大传统文化和文人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在当时懂得欣赏书法的都以帝王将相、士大夫阶级为主。然而，在十九世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是由劳动阶层构成，他们的生活方式以习俗文化为主，知识性的文化层还未出现，因此大传统文化艺术无法在这时候扎根。

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文教育蓬勃发展，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的华校教员逐年增加，从1924年的1257人，到1938年的3985人。[1]民风渐开以后，书法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南来的文人当中，有的具有深厚的书法底蕴，临池不懈，如孔祥泰、周曼沙、管震民、陈人浩、李秀添等，他们都在学校任教职，这是书法传播的摇篮。土生土长的拿督沈慕羽也在八十年代，带动起马六甲的书法学习风气，至今马六甲是全国书法活动最为跃的地区。本篇以1900年至1999年为时限，研究“南沈北孔”的现象，南马地区以马六甲为主，北马以槟城为中心；并分析和探讨这现象在马来西亚书法传播和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影响。

二、“南沈北孔” 渊源

在书法史上，贯以南北区域来概括和著称当时的书法翘楚，如明朝的董其昌和米万钟被称为“南董北米”；清朝的曾熙和李瑞清，称为“南曾北李”；清朝还有 “南梁北孔”的称呼，指的是梁巘和孔继涑。

马来西亚的“南沈北孔”也是仿照古人的这种做法。最早的文献始见于1990年潘正联先生在新明日报发表的《“马六甲体”创风格》[2]，相隔1994年潘先生又在南洋商报论述《沈体深入民间——精华结晶自成一格》[3]，1995年钟正川先生的《南沈北孔——话沈老》[4]这三篇文章。

潘先生在文中提到:

在马六甲，许多人把我国教总主席沈慕羽局绅的书法，称为“马六甲体”或“沈体”，以别其他书体。

这正如槟城孔翔泰的书法被称为“槟城体”一样，同工异曲之妙。

――《“马六甲体”创风格》

沈老的字体，融合了柳颜赵三体而自成为一格，后学也以临摹沈老的字体为荣，形成风气，沈慕羽的字体创出新风格，自成一体，称为“马六甲体”或“沈体”，以别其他书法。

这如槟城著名的孔翔泰书法家一样，其书法在当地尊称为“槟城体”，这与沈慕羽的“马六甲体”，有“南沈北孔”之称。

――《沈体深入民间——精华结晶自成一格》

钟先生在文章中也这样写道：

很多人说沈老的书法是颜体字，但我却不苟同，我觉得沈老书法虽脱胎于颜体，外形上有相似之处，但内涵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以其说是“颜体”不如说是“沈慕羽体”或“沈体”来得更恰当。就如已故名书法家孔翔泰先生之书法被人称为北马的“孔体”字。

潘先生是最早提出“南沈北孔”的命题，钟先生虽然没在内文中清楚道明“南沈北孔”的出处，但在行文中先述沈先生的“沈慕羽体”或“沈体”，后提及北马孔翔泰、“孔体”，一南一北相呼应。这很明确看出钟先生在标题上所指的“南沈北孔”指的是南马的沈慕羽和北马的孔翔泰。

那么，两位先生是以什么标准来作出上述的命题呢？北马为何是孔翔泰，而不是崔大地或郑秀？南马为何是沈慕羽，而非陈人浩或郑天柄？笔者以为两位先生的准绳主要是基于书法艺术、人格、影响以及贡献四方面来推论出所尊重的书家。首先，孔先生和沈老书法艺术的掌握得十分到位，只是未出鲜明的书法风格。其次，两人都对各地区书法审美观和书法学习风气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在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道路上，作出积极的贡献。再次，两人德高望重，高风亮节之情操，受平民百姓的拥戴，在当地的商家宝号都喜欢请他们题签，引以为豪，视若拱璧。基于这些因素，当提及槟城著名书家，必举孔翔泰，马六甲必举沈慕羽。

三、“北孔”现象――槟城孔翔泰北碑书法

孔翔泰自二战后，被槟城钟灵中学礼聘为华文老师，其北魏书法才逐渐影响槟城。从1987年全国书法比赛来看，获得公开组及高中组比赛的优胜者，都是以魏碑入门，擅于北碑笔法，如刘云亭、尤泽义、林淑英、吴锦棋。刘云亭曾向周曼沙请教过书法，其余三人都是张忠和的学生。张忠和是孔翔泰逝世以后，崇尚孔氏的书法而私淑其字。骆平山虽不以北碑入门，却是当时一位很优秀的青年书者，他是以自学柳公权书法，而后成材。

孔翔泰工于真书，深得《崔敬邕碑》笔法，用笔圆劲浑厚，寓巧于拙，险劲中益见稳美；其结体较为疏朗，受颜体所影响。孔氏对北碑有独到的理解和领悟，临摹到位，书法韵味盎然纸上，所以到槟城以后，商家的店铺宝号喜欢请孔先生作书，孔翔泰的书法在槟城俯拾即是，到处可见。他到钟灵中学执教华文后，更直接影响学生对北碑书法的喜爱。吴超亮老师讲述道[5]，孔先生当时没有开班收徒，私淑他书法的学生却很多，孔氏仅在1955年担任钟灵中学的书法研究会顾问，在课外活动课时指导学生写字而已。

孔先生在钟灵中学任教以来，私淑他的书法的学生不止是钟灵中学学生，其声誉远播至吉打双溪大年新民中学的学生，他们从到钟灵中学升学回来的同学口中听闻孔翔泰的书法，极其羡慕。邓山先生就是其中一人。邓先生在《一代书法大师孔翔泰》文章中，这样描述道：

“（我）常和到槟城升学的同学相往来，互通信讯，因而发现他们的字体，几乎很相似，端端正正，颇有章法，俨然经过良师指点一般，原来那是当时在本邦，尤以北马一带异常盛行的孔体。”

“双溪大年新民中学的同学，只要对书法稍微有兴趣的，也都纷纷效颦，一笔一划，方方正正地模仿孔体来了。那时大家都认为能写出孔体是一件相当令人称羡的事。”[6]

1956年，孔翔泰到双溪大年新民中学执教时，恰好任教邓山先生的华文课，他顿时喜出望外，经常和几位同学向孔先生讨教书法：

“我和几位喜欢书法的同学便天天埋首用心写，写好便让孔老师批阅，请他指出缺点，不但如此，甚至连上课时，他在黑板上写板书时，我也指依样画葫芦地在桌面上临摹。”

光复以后至1963年，在籍学生争相临摹孔翔泰的书法，可见当时孔翔泰在槟城和双溪大年是一位具有影响力及众人仰慕的书家。孔先生除了擅于真书外，也擅周秦二篆，曾临摹过《散氏盘》、《毛公鼎》、《何子贞临张迁碑》、邓石如的篆隶等历代名家碑帖。他也通行草，曾自行出版作品集《翔泰书荟》。

孔翔泰生于1896年，江苏宜兴人，毕业于武进师范，曾在上海、宜兴及宁波等地任教过1926年（30岁）只身南来，先后在马来亚教育界服务近40年，桃李满天下，并于1969年3月6日，因肠癌而逝世。他逝世时其夫人魏氏及媳妇孙儿女，均在江苏宜兴，儿子则在上海当会计。[7]

孔先生南来后，在马来亚的宁宜华侨学校执教数年。之后，在马六甲培风中学执教。几年后，被森美兰州芙蓉中华中学聘为校长，并长掌校十余载，建树尤多。日治时期，在森美兰州宁宜避难，饱经忧患，光复以后，受知于已故钟灵中学校长陈充恩先生，礼聘为华文讲席。1956年，他因反对校长汪永年出卖华文教育被校方辞退，被教育部列入黑名单，不准在任何学校服务。幸得教总主席林连玉力争，禁令才取消。各地华文独立中学争相延聘，卒为吉打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罗致。1963年，婉辞教席，告老退休。[8]

笔者以为，孔翔泰书法受人青睐，书法爱好者趋于北碑求法，背后陀手除了孔翔泰以外，我们还须观照槟城在二战以前，擅于书法的文人其书法的倾向，这也是间接把北碑书风传到槟城。

二战前，在槟城爱好书法的大多是诗社的社员或教师，如“槟榔吟社” 的骆清泉[9]、许晓山（中医）、林金绵（中医）、陈敦友、孙崧樵、郑金村、苏逸云、李弼、及邱慰青等。[10]教师如陈郁之、孔翔泰、管震民、周曼沙、任雨农等人。二战后的书家还有崔大地、黄尧、竺摩上人等。除了管震民先生“求篆于石”，任雨农先生“求真于唐”以外，陈郁之、孔翔泰、周曼沙、崔大地、竺摩上人等，无一不受崇尚魏碑的雄浑、磅礴之气。

文人受北碑影响始于清朝，当时书坛觊觎山野生辣之气来纠帖学柔媚之弊。北碑书风在清朝风靡一时，中国书坛自沈曾植、吴昌硕、康有为以后，北碑派进入末流，李瑞清的故作，曾熙的平庸、陶浚宣的刻板无以力反北碑的昔日雄风。但，清末民国初年的文人乃浸淫在碑学的余风里，南来以后，以北碑笔法书写，这使槟城一改昔日唐楷的影响，在取法上注入新血。

此外，在1900年至1935年期间，到访槟城的中国政治人物和书画家，如康有为、陈宝琛、孙中山、李健等，也给当地艺术注入新的气息，推动中华艺术的传播。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后，逃亡海外。1903年到槟城极乐寺时，住持请墨宝，他当即写下“勿忘故国”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今已刻在极乐寺的石壁上。[11]陈宝琛在1888年曾为槟城福建公冢写碑铭。[12]孙中山自1900－1910年十年间，到访星马前后十次，[13]曾为槟城《光华日报》题签。

李健在1927年秋，[14]在新马举行书画巡回展，最后一站抵达槟城，于槟城平章会馆举行一连三天的大规模书画展览，轰动一时。连英文报《亦果西报》也辟专栏报道。书画展览结束后，李健经友人的介绍，任中国驻槟城领事戴淑原的中文秘书，同时也为槟城商家宝号作书。因中国委派新领事，李健离开领事馆，转任雅南师范校长，该校因经费问题而停办，李健也在1935年左右返回了上海。[15]而他的北碑派书法特征，想必给槟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和孔翔泰同时期的文人，如陈郁之比孔翔泰更早南来，并在槟城任教，擅于真书，魏碑钻研甚深，也是孔先生最欣赏的一位书家。周曼沙是继孔翔泰以后影响槟城的书家，擅隶书，从魏碑笔意中渗入何绍基的一波三折笔法，形成自己的书法面貌。崔大地[16]真书学魏碑，隶书以临汉碑为主，篆书用功于石鼓和钟鼎文，亦是当时写甲骨文最富刀味的一位书家。

槟城人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书法爱好者趋向于北碑求法者自然多，并且有不俗的表现，年轻书者在八十年代的书法比赛傲居榜首。

孔翔泰对后人最大影响是建立起“人品”与“书品”相结合的审美价值观，如苏轼所言：“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17]这是汉末、魏晋以后，古代文艺批评家素来把艺术品视为艺术家的人格化；对艺术的批评、品鉴，经常与对艺术家人品的评价联系在一起。它要求艺术家在追求艺术完善的同时，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的传统审美方法。

周曼沙则引导人们如何创新，如何将两种书体溶注成一种书体；管震民工于篆书，对后人学篆刻颇有影响；崔大地视书法为纯艺术，其书法面貌多样，给予后人不少借鉴的地方。由于孔翔泰、周曼沙、崔大地等都是第一代书家，他们皆崇尚魏碑，也能将魏碑笔法灵活应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影响所及，北魏书风盛行于北马一带，槟城更甚。

四、“南沈”现象――马六甲沈慕羽颜体书法

八十年代以前，马六甲的书法风气十分低落，八十年代以后学书风气逐渐蓬勃起来，拿督沈慕羽居功至伟。[18]马六甲孔教会自拿督沈慕羽接任主席以来，一改马六甲书法风气低落的现象。沈先生在1974年被孔教会推举为主席后，立即将马六甲孔教会改组，彻底扫除孔教会膜拜神明偶像的风气，在孔教会中设立学术股、康乐股和图书馆，大倡文化艺术风气，并在1983年开设书法班，书法老师为沈慕羽，并有多名助教如林源瑞、谢如镜、曾锦祥、林国安、林书甫等[19]。该书法班在八十年代主要教授楷书，以教沈慕羽的颜体书法为主。这为马六甲的学生打下了书法的根基。

沈先生对于马六甲书法的传播和发展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在孔教会开办书法班；在推动书法的活动上，更是不遗余力。沈氏曾在1987年及1989 年于孔教会举办新马书艺交流会暨古城书法荟萃，历年挥春比赛、中国当代名家书法观赏会等。[20]这一系列的书法活动，为马六甲书法发展奠下基石，促进学书风气。迄今，马六甲成为全国书法活动和书法风气最为蓬勃的一个州属。马六甲孔教会的书法仍然开办，此已有二十四年的历史，拿督沈慕羽仍是书法班的老师，另有林国安及邢幅兴分别担任书法班中级组及初级组的老师，这书法班为马六甲培养了无数的书法人才。

拿督沈慕羽，生于1913年，马六甲。沈先生专攻真书，临池不懈，幼年时便对书法产生兴趣，后得父亲和兄长的教导，勤学不辍，当时纸贵，改用红专清水习字。小学时，他以颜真卿和柳公权入门，中学后获班导师赵颂周的点拨，而钻研赵孟頫的书法。[21]此后，沈氏将颜、柳、赵熔铸于一炉，形成内紧外松、结构平稳、严谨的书法面貌。

拿督沈慕羽之所以能带动起学书的风气和振兴孔教会，这跟他维护母语、维护华文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沈氏在二战马来亚沦陷时，以国民党党员身份领导抗日，当时还惨遭日军连夜追捕，逃至太平，在后廊补渔网渡日，因疟疾险些送命。[22]光复后，沈氏活跃于马来亚政坛，创办马来亚华人公会青年团（简称马青），曾任马青副总团长，后因争取华语为官方语言，而被开除党籍。[23]他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斗士，为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被捕，囚禁两年。[24]他致力于争取母语教育的平等地位，亦是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教师公会总会主席，长达28年，深得人们的景仰和尊敬。于此同时，沈氏的书法作品也深入民心，钟正川先生这样写道：

在南马一带，沈老的书法魅力四射。当你在大街小巷行走，只要抬头一望，随处都是堂堂正正的书法，不论是招牌、匾额，就是小小的告示牌或布条也都一样。这些书法大部份出自沈老的手笔-但但有一小部份是来自沈先生的高足或慕沈老的书体之人的手。即仿“沈体”字’。由此可见沈老的书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的地位。[25]

刘明亮也这样叙述道：

在马六甲，通衢大道，沈老所题之招牌匾额，处处可见，沈书已深深印烙在每位马六甲人的心里。这里初学书者，皆以沈体入门，今天马六甲书风尽管百花齐放，……各具面目，然而却不失稳重根基，这是临习沈体的影响。[26]

拿督沈慕羽这种仗义执言，高风峻节的高尚品格，获得人们的爱戴。沈氏又崇尚颜鲁公之忠义，慕其忠烈之气，翰发于笔端的刚毅雄特书法风格，曾评鲁公书曰：“颜真卿的字刚朴遒劲，流露出其为人之气质。”[27] 故此，沈先生的书法深受鲁公影响。马六甲人受沈氏书法影响的都是孔教会书法班的学生，八十年代在马六甲的书法比赛得奖的，都以书写沈氏颜体书法为多。

在八十年代中期，马六甲虽笼罩在沈慕羽的颜体书法里，但是乃不失在书法艺术上有所创新的年轻书者――“古城五友”。他们并不被强势的沈氏书法所囿，而敢于这种浓郁的书法氛围中脱颖而出，临摹其他书体，如欧阳询、柳公权、米芾、何绍基等历代名家碑帖，并在1990年2月3日假马六甲中华大会堂举行书法展，顿时哄动全国，立即引起瞩目。当时，这一群年轻的书者最年长的只有二十七岁，最小的才十八岁[28]。马来西亚书艺学会前任会长钟正川先生对于“古城五友”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他称“古城五友”“不泥古”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也祛除了“写死”的顾虑，这将是他们在书艺上作为接班人的最大潜能。[29]

现在，“古城五友”已迈入青年期，成为马六甲书坛的中坚份子，“第一届书法创作大赛”、 “第一届沈慕羽杯全国书法精英赛”都是由他们来策划和主导，为马来西亚书法活动增添气息。马六甲就因有了“古城五友”，书法活动连绵不断，书法发展异常蓬勃。

马六甲书书坛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孔教会居功大焉。笔者以为若没有拿督沈慕羽设立的孔教会书法班，马六甲的书法发展会缓慢五到十年，学书风气不可能蔚然成风。而今，沈先生的颜体书法已不是唯一取法途径，书法爱好者趋向于历代名家碑帖取法，书坛已见百花齐放之景。

五、总结

对于“南沈北孔”的命题，笔者以为北马书法艺术以崔大地为首，南马尚未定论。马来西亚书法蓬勃发展是近三十年来的事，八十年代以前，书法发展是处于萌芽和低迷时期，现在就对我国南北马书坛定下书法翘楚，稍嫌仓促。

孔翔泰和拿督沈慕羽的书法给予极高的评价，以“体”格冠之。笔者以为对“孔体”和“沈体”的“体”的理解不可与书法史上的欧体、颜体、柳体的“体”的概念一同论之，仅以欣赏其书法、尊敬及仰慕其人格来理解。书法史上公认为独树一格的书家，必继承前人书法，别成一体。如欧阳询在继承二王及北碑、北齐书法精髓的基础上，融汇变革，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颜真卿秉承家学，远追秦汉六朝遗风，近取张旭、褚遂良笔法，兼容当时民间书法为一炉。柳公权则集欧阳询、颜真卿两家之长，融为一体，独创丰腴妍润而又骨力挺拔的“柳体”。孔先生和沈先生书法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尚未脱离前人影子，另创面目，所以将他们的书法称为“孔体”或“沈体”，稍嫌不适。笔者也认为不应该将沈氏在华社的极高威望作为他在书法上的评品标准。余斯福先生也曾对沈氏书法评价道：

我不惯写溢美的文；事实求是的说，虽然我认为他的书法造诣仍算不上登峰，离造极亦还有些微的差距(请先生恕我直言无忌)，可是以仰慕伟人的心态去读他的书法，自然会体会那股正气，那种慑人的刚毅。[30]

笔者也较倾向于余先生的评价，“以仰慕伟人的心态去读他的书法，自然会体会那股正气，那种慑人的刚毅”。姚拓先生在《沈慕羽翰墨集二》的序文里，仅用了“我也非常欣赏沈先生的颜体书法”[31] 来评价沈氏的书法。但是，笔者相信仍有许多人对沈氏书法大嘉赞许，推崇备至。

北马孔翔泰和南马拿督沈慕羽对于马来西亚书法的传播和发展都立下汗马功劳，作出贡献，如北碑书风的引入，让人们在取法多了一个选择。沈先生对颜鲁公的仰慕，加深人们对颜鲁公人品的认识，还有沈氏尽心竭力地推动书法活动的精神，都是值得赞许和表扬的。

附图 （抱歉，有关图版无法显示，日后补上！！）